我第一次见到仁波切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圣诞假期期间,当年我十五岁,就读博耐顿女校(英国寄宿名校)。学校放寒假,我回到伦敦跟母亲和姊姊一起过节。那一年暑假,我和母亲与姊姊泰莎一同前往马尔他岛度假。那一阵子我完全无法和母亲沟通,只要在她身旁,我就觉得患了幽闭恐惧症。在马尔他岛的时候,我愈来愈躲到自己的壳子裡,也趁此机会阅读许多关於上座部、禪宗和西藏佛教的书籍。我们回到伦敦后,我便开始去艾克莱斯敦广场的伦敦佛教会上佛学课并参加其他活动。当时佛教还不是特别盛行,周遭没有一位朋友对佛教感兴趣,不过我父亲生前倒是对佛教颇有兴趣。父亲在我十三岁时过世,於是我开始质疑和探索原本的宗教信仰和精神层面,首先阅读比较宗教的书籍,然后集中在佛教的著作上。一九六八年秋天,我读到仁波切所写的《我从西藏来》(Born in Tibet),内容是他在西藏的成长过程,以及逃离cp的经歷。我认為这本书既刺激又奇特。但事实证明,阅读这本书跟碰到作者本人比起来,刺激程度是小巫见大巫。
仁波切在那裡闭关时,发现了名為《大手印仪轨》(Sadhana of Mahamudra)的法本。用「发现」一词来形容,是因為根据西藏传统信仰,仁波切并不是亲自撰写这部仪轨的,而是在自心深处发现这个据信是莲花生大士在一千多年前撰写的法本。他在莲花生大士於一千多年前修持的山洞中禪修,使这部珍贵的法本得以公诸於世。法本指出当代人类精神生活堕落贫乏、物质主义大行其道,这种黑暗要如何透过不分教派的整合方式克服,呈现真实不虚的修行之道。我丈夫被视為「伏藏师」,有点像西方《圣经》上所说的传达神旨者。许多最伟大的西藏大师都是伏藏师,他们发现莲花生大士藏在各处以帮助后世的教法(有时是实际的法本和法器),因而得到「伏藏师」的尊称。我把这种教法想成定时炸弹,因為它们经常在适当时机揭露出新的了解或智慧。《西藏度亡经》(Tibetan Book of the Dead)就是伏藏的著名例子。伏藏可能藏在山洞的岩石中、河底的某个容器裡,或是其他特殊地点。据说有些藏在心中,教法从伏藏师的心中自然生起,或是伏藏师在心中发现教法。仁波切被视為心伏藏和实物伏藏师。他当年在西藏仍是个年轻lama时,就发现了一些伏藏,不过我相信《大手印仪轨》是他离开西藏后所发现的第一个伏藏。
其次,就他所显现之离经叛道的「疯智」(crazy wisdom)行径而言,正如香巴拉出版社负责人山姆?博秋兹於书末所提到的:「(仁波切)的一生呈现多种不同的样貌:如僧侣、结婚的lama、父亲、疯智瑜伽士、大学创办人、艺术家、君主等等。在梵文中,像创巴仁波切这样的人被形容為大成就者,mahasiddha──大成就者不只透过修行、研读和了证而有大成就,他也超越一般社会期望或行為的限制。」创巴仁波切狂放的、应机施教的手段继承了其上师堪布刚夏的「疯智」传统──但这必得是先有智慧,才有疯狂,而不是一味的标新立异、自以為狂。疯智体现者所展示的是无尽的智慧慈悲与方便善巧,其所拥有的是一颗与眾生之痛苦共同脉动、滴血、真实无偽的心。為此,他们渡生的显化,往往突破世俗的框架──如仁波切為点醒其友阿贡仁波切,不惜在桑耶林撒尿相諫的离谱行為;或是仁波切其他即兴、激烈、突破形式的狂诞教化方式。古来,在印度密续佛教中有所谓的《八十四大成就者传》(The Lives of the Eighty-Four Mahasiddhas ),记述了疯智大师各种的癲狂事蹟。然而,这绝对是非凡之人能行的非凡事业,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揣度、或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