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师:我对于梭巴仁波切的说法,是一点也不讶异。因为,大乘佛教上师都是在讲怎样空掉意识内容,才能超越所有的主客对立,进入「一切妄想烦恼自然不起」的佛性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心理治疗是在七情六欲的意识内容中打滚,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我们才会用原始佛教的正念法门,它的优点就是没有绝对真心的宗教偏见,是一种分析心理活动的中立性注意技术。
也因此,只有修持原始佛教的西方内观禅老师康菲尔德,才提出了修行阴影面的观照问题,才敢承认即使是最优秀的禅修者也有深度心理创伤,需要心理治疗来帮忙,而无法单靠禅修来调伏。
所以,在一九九三年时,有二十二位西方法师跟DL喇la嘛ma开会讨论西方传法事宜,就建议传统佛法要跟心理治疗找出一条结合之道。此外,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立场来看,在宗教仪式的观想中承受众生的苦难,很可能会掉入抽象的道德理想的陷阱,只处理「一般化他者(generalized other)」,而不在多元性和含混性的历史处境中,倾听和关怀「具体化他者(concrete other)」的苦难。
要讲慈悲,就不能只关心没有面孔的众生,而要走入每一位邻居的内心苦难中,认识到他在社会文化的期待压力下,如何面对人生各个时期的特定冲突。也就是说,慈悲若没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来辅导,就会被困死在佛堂活动中,无法产生社区的团结智能。
我们不太喜欢拿「慈悲」和「我爱」做极端的对比,而比较喜欢用「存在(to be)」和「占有(to have)」的对比方式。因为,我们认为要克服我爱的贪执,不能从道德形上学的价值世界找寻支持根据,而要在「自我肯定」的基础上,以「存在的勇气」来, 面对失落人生终极意义的焦虑处境,才不会用假纯真的宗教面具和消极从众的宗教行为,掩盖自己的冷漠,躲避自己是否有「爱别人能力」的内在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不面对现代人的存在性焦虑和病理性焦虑,只满足于传统宗教信仰提供的廉价安全感,就没办法对传统经典的意义提供共鸣性的深度诠释。
没有这种诠释,就不可能有尼采所说的「命运爱(Amor Fati)」,而只会追求叔本华所说的「生存意志的解消(the dissolution of the will to live)」。因为这些受尽欲望挫败的人,会认为只有往生彼岸的安全感,才是最后的依靠,现在既然还待在轮回界里,生存就是受惩罚,苦难也只是幻象,还考虑什幺爱、自由和行动的可能性,乖乖照宗教仪式欲求往生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