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瑞安龙翔寺：信行法师开示

曲美多吉

:)

金鑫

愿说如是妙道师 及正修伴坚固住 内外一切诸障碍 速疾息灭祈加持
愿一切生不舍离 善师受用正法乐 圆满道第诸功德 速证胜位金刚持

智通

原帖由 流星√火雨 于 2006-5-23 20:06 发表
信行上师十六岁出家出家于五台山圆照寺，清海上师之得意弟子，格鲁法脉，现在浙江省温州(瑞安)龙翔寺主持，并在五台山建有另一弘法道场。是一位德、行、及传承清净的难得难遇之上师。

顶礼上师！！！

智通

瑞安佛教在历史上寻不到专修密宗的僧尼。建国初期， 能海法师在五台弘扬密宗，学僧有释道法，释月住等去五台山学习密乘，黄教密部修行除重视戒律外，强调修持要有次第，先要学习显教，最后才传授密法。由于密 部修持，要作手印观想密坦等严格要求，是故得不到广泛流传。目前修持密宗僧人，首推信行。信行已是清海上师入室弟子，受过清海上师密宗灌顶，密部法术传 授，成为五台山园照寺密宗主要传承密法僧人，1994年到场桥龙翔寺创办密宗道场，这是瑞安密宗的唯一道场。初建于南朝梁天监四年（502）。曾为逆川禅师卓锡处。洪武年初（1368）， 明太祖有意对佛教整顿，颁布《申明佛教榜册》作为整顿佛教的一项重要文件，各级都设僧官，管理教务，命令各州府只保留大寺庙一所，僧人集中居住，规定男性 非四十岁以上，女性非五十岁以上不准出家。瑞安佛教大受挫折，青年僧尼被官府捉拿者，受累满庭。当时瑞安逆川禅师为了避免官府捉拿，逃避在茶山顾公洞。次 年南京大旱，刘基推荐逆川禅师上京设坛求雨，果然大雨如注，河流水满。帝封逆川为“佛性园辩”大和尚。朱元璋亲临法会慰劳。自此逆川威望大大提高。逆川回瑞后，大力恢复佛教工作。 末学的博客中有龙翔寺及上师的照片，欢迎随喜参观。

花洒

顶礼

xinjian

:) :lol

wisdomsea

傅老师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教育学生,要多亲近善知识,这样的好老师,能遇见,实在是佛弟子的善缘!

金刚大乐

顶礼

慧灯元照

原帖由 智通 于 2011-3-2 10:42 发表
瑞安佛教在历史上寻不到专修密宗的僧尼。建国初期， 能海法师在五台弘扬密宗，学僧有释道法，释月住等去五台山学习密乘，黄教密部修行除重视戒律外，强调修持要有次第，先要学习显教，最后才传授密法。由于密 部修持 ...

朱元璋的良心和脑子都大大滴坏了

天天开心

在历代著名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可谓特别深厚，其对佛教制度亦多有建树。朱元璋，濠洲钟离（今安徽风阳）人，自幼家贫，十七岁的他入皇觉寺为僧，后又作游方僧，在淮西的光、固、汝、颖诸州游历了三年多，对佛家的慈悲度世与忍辱苦行有深切的体会。

由于早年的出家经历，朱元璋对佛法的立教宗旨与义理有着较为全面、透彻的了解，其护法护教的基本态度也是相当明确的。每见善信真修，他都由衷地赞叹。对于“隆冬之时，衣服颓靡，叠膝禅房，慕如来六年之苦行，意欲了心性以化世人，皆同善道”，虽严寒肌肤为之冻裂，亦不相告的“力修之僧”，表示了极大的尊敬（《明太祖集·卷十·明施论》）。

对佛法日盛，殿阁庄严备具，亦欣然于怀。洪武中，特为诸王子选高僧为辅侍，“为诵经荐福。”（《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传》）他在政事之余，也常“入寺中与禅者盘桓”，藉此舒解忧烦，“暂释几冗之一时”（《明太祖集·卷十四·游寺记》）。他广泛结交天下名僧，如曾被元顺帝赐以“佛日普照慧辩禅师”称号的楚石梵琦、赐以“寂照圆明大师”称号的金璧峰、以及中天竺僧具生吉祥、峨眉僧宝昙、普陀僧怀信等，均给以特别的礼遇，并常有诗文馈赠。

朱元璋仰重佛教的超拔与教化的功能，明朝开国之初，他“悯念四海兵争，将卒民庶多殁于非命”，认为“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宋濂《佛日普照慧辩禅师塔铭》），故于洪武元年秋九月、洪武二年春三月，两度诏请江南的戒德名僧，在蒋山禅寺作隆重的超度法会，并亲率群臣向佛菩萨顶礼膜拜。洪武三年，因对鬼神之事存有疑问，他又特别诏请了十六位大法师，馆于金陵大天界寺，援据经论，详析其理。

在政治上，朱元璋推重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政策。他认为，儒家祖述尧舜，效法先王，其传承与确立的政治准则、伦理纲常为“万世永赖”，而佛道二教则处处教人明因果、辩善恶、示吉凶，劝善警顽，“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明太祖集·卷十·三教论》）他说：“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同上）认为三教虽侧重不同，表现各异，但其出发点与最终目的则是根本一致的，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三者互相补益，不可或缺。对于佛教，他认识到佛陀立教之目的，在于使人人明了祸福因果，明心见性，仁慈忍辱，诸恶不作，百善奉行，“意在消愆而息祸，利济群生。”（《同上·修教论》）指出：“假处山薮之愚民，非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同上·释道论》）盛誉佛法“化凶顽为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同上·卷十三·拔儒僧文》）正因如此，他极为重视佛教的辅政作用，将佛教事务视为朝中大事，对佛教制度、僧寺清规多方整饬，期望以此整顿僧团，去淤除垢，“振扬佛法以善世”（《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申明佛教榜册序》）。

为加强朝廷对佛教事务的管理，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世院, 命僧慧昙管领佛教，又置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员，以掌全国各名山大刹住持的任免。洪武十五年，又仿宋制，在京设僧录司，有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职，由礼部任命；各府设僧纲司，州设僧正司，县设僧会司，督导僧众行仪并主管考试等事务。洪武五年，他下诏对各地僧人普给度牒，废除过去的免丁钱。洪武十七年，采纳礼部尚书赵瑁的建议，规定每三年发度牒一次，并加考试，不通经典者淘汰。洪武三年，朱元璋召集各地僧耆，将全国佛教寺院划分为禅、讲、教三类，以便于统一管理及督促僧人专心办道。其中禅寺为不立文字，专求明心见性的禅宗寺院；讲寺则包括禅宗外的各个宗派，主要从事于弘扬诸经义旨，并依之修持的寺院；教寺为专修瑜伽教法及应赴各类佛事的经忏寺院。洪武二十五年，还进一步制定了禅、讲、教三类僧服色别，成为明代佛教制度的一大特色。

为整顿僧团秩序，防止僧俗混淆，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还制定颁布了影响深广的《申明佛教榜册》，要求各地僧司查验清理天下僧寺，欲还俗者听其还俗，使出家僧人恪受戒律清规，禅、讲、瑜伽，各归本宗。《榜册》中还详细规定了僧人诵经仪式和施主布施金额，并且严厉规定，“令下之后”，如果仍然“私有眷属，潜住民间”，必严惩以正视听。洪武二十七年，他又下旨敕礼部颁布了九条榜文，对僧人举止所应趋避自律之处，作了更为具体的补充规定，俾使境内僧人均能依此条例洁身自守，使世间“善者慕之”，“佛道永昌，法轮常转”（同上），利益邦国。


朱元璋很重视佛教经典的整理、流通与讲习，洪武五年，他召集江南名僧至南京，启建“广荐法会”，组织力量点校、刻印藏经，到洪武三十一年，共收录佛典一千六百余部七千多卷，史称“洪武南藏”。他还多次下诏命天下僧人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经》，对禅宗在明代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他还常对佛教具体事务，如寺院住持人选、礼佛诵经之法、佛事仪规等亲加干预，见其对佛教的重视关心程度实非同一般。

朱元璋笃信佛家的因果学说，认为“定业难逃矣，果报昭然矣”（《明太祖集·卷十·修教论》），一生都很注重对佛学义理的研讨。他常喜欢与大学士宋濂等一起论究佛经奥义，剖理决疑，尤属意于般若经典，对般若真空的佛学义理有很深的理解，如他认为“佛之教实而不虚，正欲去愚昧之虚，立本性之实”，所谈之“空”为“相空”，谈“空”的目的是为了解脱妄想缠缚，“去心之邪念，以归正道。”（《同上·卷十五·心经序》）

宋濂赞扬他“一观辄悟”，“睿识神见，皆超出乎常伦”（《宋学士文集·芝园前集卷五·新刻楞伽经序》）。他欣然赞同佛陀将护持佛法的责任付之于国王大臣的传统佛教观念，不仅终身以护法护教为己任，还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所以付之者，国令无有敢谤，听化流行，非王臣则不可。”（《同上·卷十四·游新庵记》）认为对于佛法的教化、流行，朝廷应鼎力协助，对公然毁法毁教者要严惩不贷。同时要尽量采取无为的态度，以免产生误导，即对佛家救世之行、益世之功，主要通过律法的方式给予有力保证，并优加礼遇，以示尊重。

对于历史上的三武灭佛事件，他深以为非，认为其所为令人“切齿奋恨”、“非独当时为人唾骂，虽万古亦污名。”（《同上·卷十四·游新庵记》）他还辨析梁武帝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务本分，崇尚虚文，废国怠政，而非佛法之过。

朱元璋一生除亲著《集注金刚经》外，还御制佛教论文集《护法集》，写有大量关于佛教方面的诗文，收入《明太祖集》中的就有文章四十六篇，诗偈若干。其中对佛教去恶扬善的现实意义与辅政作用的阐述，常能发前人之未发，十分明智、允当，很有参考价值。

由此可见，良心和脑子都大大滴坏了的，并不是朱元璋啊！

[ 本帖最后由 天天开心 于 2011-3-22 20: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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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于生生世世间，我遇恩师正少年。
永为座前亲近子，赐我最初法盛筵。
一切生中无离别，如事诸佛无罪愆。
至心请住恒弘法，成就如师愿无边。

dihaifeng

顶礼清海老上师！

volcano

傅老师？是傅味琴吗？如果这人的话，我觉得不提也罢。自称现代维摩诘！

volcano

顶礼上比丘信行法师！